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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52】宋高宗以为古者用刑贵情法相当【53】。

30 《朱子全书》第2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639页。一、内涵：克己之私有三 在朱子看来，圣人之言是天理的表达，克己乃圣人孔子答亚圣颜渊之问，自然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【20】饥饱寒燠之私，没有不好，但一向徇之过度了就不好。1181年，朱熹曾弹劾台州唐仲友。【1】朱熹特别重视克己，克己诠释在其晚年思想中一枝独秀，临终前还念念不忘程子克己《四箴》。可见，当时反道学势力极盛，道学之争异常严酷。10 《朱子全书》第6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516、706页。

22 黎靖德编：《朱子语类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24页。20 《朱子全书》第2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729页。万古如是，若有界限于间，流行而不失去序，是即理也。

与尽心工夫相关，黄宗羲说：‘平旦之气，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，此即喜怒哀乐未发之体，未尝不与圣人同。从发生学上看，四端之心和孝弟之行皆先于仁义礼智。[11]《黄宗羲全集》，第一册，第77页。这个命题切不可做复性论的解读：有一先天本体（如心体或性体），然后经由工夫，复其本体。

四端之外，悬空求一物以主之，亦何以异于是哉。离气以求心性，吾不知所明者何心，所见者何性也。

黄宗羲认为舍四端无以见性，四端不依仁义礼智为体，毋宁说四端是仁义礼智之本，后者之名因四端而有。笔者以为，冯氏的解读的确抓住了朱子理概念的一些重要特征，尽管朱子的理并非完全如此。未发之时，此四者未尝不流行于中。孟子重心（四端之心），故其工夫论基调是扩充。

犹四时之气，和则为春，和盛而温则为夏，温衰而凉则为秋，凉盛而寒则为冬，寒衰则复为春。如是，则性善之义亦成偶然，亦不能必然地、普遍地被建立。二、心即气之灵处 以上总论刘、黄师徒的理气、心性关系。[9]人禀是气以生之气当为前文所云太虚，原具此实理之理并非朱子所谓仁义礼智，而是刘宗周所谓的喜怒哀乐。

心体流行，见孺子入井自然与恻隐之心，不尽之则如石火电光，一闪而过，瞬间消失。[13]性在形而后有之中，亦表明性不是一超验的实存。

由上论述可知，在朱子，性比心重。四、恶的来源与尽心工夫 一套完善的人性论（即便是性善论），除了得阐明人性善的根据外，还得解释现实中人性恶的现象。

圣人践形，先践其大者，而小者从之。若欲去气质之不善，而复还一理义之善，则是人有二性也。[44]又说：就其为天地万物之最高标准言，则太极即柏拉图所谓好之概念，亚里士多德所谓上帝也。善，固性也，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。笔者以为，判断朱子还是黄宗羲对孟子的解释更切合孟子的关键在于，孟子有无形而上、超越的本体观念，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云：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

[24]由是可知，人之知觉亦从气化流行而生，知觉之灵明者如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自然亦属气。此痛哭一念，不是工夫所到，当此处而求之，则天理不可胜用矣。

实际上，从气（因为心属气，故也可说从心）上来说明性善，这其实也是王阳明心学区别于程朱理学之所在。[15]这两个命题不可同日而语，自然亦无所谓矛盾之处。

[45]又说：形而上之理世界中只有理。[3]突破此种气一元论存在论当是北宋理学家程颐，而朱熹发挥之，理气二元论遂成中国哲学史上最有力量之思想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辨析黄宗羲看似矛盾的两个哲学命题，其一即前述盈天地间皆气也，另一即盈天地皆心也。其如动而为好恶，好必善，恶必恶，如火之热，水之寒，断断不爽，乃见其所为善。[54]依笔者之见，整个宋明理学突出本体（无论是心体还是性体抑或天理）的超越义，乃是对佛教有物先天地这一观念的回应，回应的基本方式就是吸收其观念而改头换面，这也是刘宗周、黄宗羲师徒一再批判宋儒仍是逃空堕幻的缘由所在。体则情性皆体，用则情性皆用，以至动静已未发皆然。

[32]《黄宗羲全集》，第一册，第139-140页。黄宗羲的著名命题工夫所至，即为本体（前引《明儒学案序》）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。

有理气决是二物说，亦有理气不离不杂说。[10] 黄氏此论与前引述乃师思想宗旨如出一辙。

总结一下，关于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四端之心与仁义礼智四德之关系，以及孝（亲亲、事亲）弟（从兄、敬长）与仁义之关系，黄宗羲皆认为，仁义（礼智）为虚名，仁义礼智之名因四端而后有，仁义之名因亲亲敬长而后有。天地之性，即在形而后有之中。

那么，黄宗羲所谓性到底何指？《孟子师说卷三·道性善章》引先师嶯山曰：朱子以未发言性，仍是逃空堕幻之见。[7] 当然，此种观念在中国道家那里已渊源有自，老子所谓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（《老子》第25章）便表明了这一点。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。如人有恻隐之心，亦只是气。

[47] （二）梨洲谓：在人亦然，其变者喜怒哀乐，已发未发，一动一静，循环无端者，心也。如此言性，亦非孟子言性善之义也，甚至亦非象山言心即理、阳明言良知之天理之义也。

进而，孙慎行甚至反对把仁义礼智名为性，他认为谓之德则可，谓之即性则不可。蕺山十分正视‘天命于穆不已之实体。

[17] 《黄宗羲全集》，第一册，第157页。当其事亲从兄之际，自有条理委曲，见之行事之实，于是而始有礼之名。